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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阅读》是一本由洪子诚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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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

2017/05/15 | 张丹丹| 阅读次数:9371| 收藏本文

北京大学洪子诚当代文学

有关洪子诚教授,学术圈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评价,“以一己之力在北大开创了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种基本文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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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一):关于阅读的阅读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洪子诚先生,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些读者一书读罢头飞雪,不住惊叹原来“搞当代”可以这么好玩、这么痛快。其实,这种评价有失偏颇,因为除了对于文学作品发自生命的体认,以及对于文学史脉络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还始终秉持着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态度,从不妄下一语。

洪子诚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洪子诚的新书《文学的阅读》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他与自己的学生、同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戴锦华展开了一场对谈。无论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上课,洪子诚都要认真地准备并且手写讲稿。活动现场,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娓娓道来。他说话声音很轻,教了大半辈子的书,面对现场读者和直播镜头还略有些紧张,以致鼻头沁出细汗。作为一代着名学者,他时刻做到怀疑和自省,为人极其谦逊、克制。

他屡屡提到自己的“怯懦”、“犹豫”,但在好友也是着名学者赵园看来,这些恰是他性情中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可贵。

洪子诚1939年出生于广东揭阳,1950年开始上初中,见过1940年代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货币的贬值、国民党军队的撤退。他曾是基督教堂儿童唱诗班成员,后也入团写检讨宣布信仰无神论。他经历了文学“百花时代”的兴奋,也经历了北京大学“鸣放”和反右的惊心动魄,在操场的小高炉炼过“钢铁”。动乱十年,写过无数大字报,批判过“走资派”、“反革命”,也震惊地目睹人的被摧残和绝望。这一切培养了他谨慎、怀疑的习惯,在论述中力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厘清复杂性。

1961年,洪子诚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文写作、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我的阅读史》等着作。

年届八旬,洪子诚依然笔耕不辍。2016年8月,他的另一本重要着作《材料与注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最新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反右、文革前后的一组资料性文章,其中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主体部分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历史现场的复杂局面,还收录了一些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教学探讨的文章。这种编排材料的方式和撰写方式是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尝试。

《文学的阅读》近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是洪子诚对于自己阅读史的记录,所谓“一个人的阅读史也就是他的生命史”,书中有对有关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还有探讨读者怎样和阅读对象建立关系等问题。其中包括新诗的阅读经验,比如北岛、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纪弦、梁秉钧、牛汉、周梦蝶等,还有对金克木、巴金、契诃夫、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等文学作品的读后感。就两本新作,洪子诚教授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

阅读是件幸福而自由的事,不过当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往往就开始对阅读的内容有所要求,比如:读哪个译本更好,要不要重读,需不需要找出这个作家过去的作品,亦或是该不该跳出熟悉的阅读领域去开拓新的兴趣范畴,等等。
《文学的阅读》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教学研究专家洪子诚先生关于自己阅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绝大部分文章曾经收录在其作品《我的阅读史》中。说到底,阅读尽管是极其私人化的事,但也很需要适当地与人交流、探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才能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阅读者,阅读洪子诚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若非有大量而长期的阅读经验,是总结不出这样的内容的。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讨论,以及读者和阅读对象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文学的阅读》中都有谈及。
洪先生引用纪德在《地粮》中的诗歌,来告诉我们,书本就是要“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简言之就是:读书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书本,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培养出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而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长久地努力的。
至于内容本身,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阅读和阅读史》,有关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阅读史的总结方法,以及读北岛早期诗歌的《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和谈论辛波斯卡的内容。至于对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等诗人和新诗的阅读记录,可能更适合诗歌爱好者参考。
比较意外的是,洪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涉及历史和政治的解读,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读起来不免感到有些“深奥”,反而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的建议更深得人心。相较于一本正经的技法、流派、思潮分析,普通读者或许还是对“孙悟空的妥瑞症”和“杜丽娘的躁郁症”更感兴趣吧。
说到底,在日益浮躁的社会中坚持阅读,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世界。阅读可以让我们放慢人生的脚步,获得各种不同的生命体验,进而找到一种平静的心情。而关于阅读的阅读,正是经由他人表达的经验去温习自己的体验,在思维的碰撞与借鉴中,不知不觉提升了人生的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洪老师风趣幽默、低调内敛甚至偶尔显得有些羞涩,除了研究文学,他还涉足诗歌、聆听音乐、观看球赛、鉴赏汽车,留下了许多趣闻。透过贺桂梅先生的回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他的为人和成就。

不能脱离环境抽象地谈道德

凤凰周刊:《材料与注释》你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一方面,是利用材料本身去说话,读史者的视角被隐藏;另一方面,材料的选取和编排,以及注释中流露的个人观点,又意味着这种阐释不可能完全客观。你如何看待材料与注释之间的这种张力?怎么想起采取这样一种形式?

洪子诚:材料不会自动“说话”,对材料的选取、编排本身,就包含作者的意图。这本书的材料,大部分来自我1967年初在中国作协参加《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写作的时候。它们大多比较特殊,是特定情境下失去人身自由的文艺界领导者和作家写的检讨书和交代材料。它们固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的不同表现和心态,但这些材料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史料”价值,研究中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征引,就很难说,需要对它们做出辨析。这是开始对它们编排、注释的动机,即为材料的确切性提供支持,或暴露其疑点。这样,注释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涉及的事件、人物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尽可能寻找不同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或同一叙述者不同时间的叙述,加以印证、对比。

一般的文学史论着,是在材料的支持下做出判断,材料也主要是在确立的论述框架中征引。《材料与注释》不同的地方,是降低论述框架对材料的支配强度,而让材料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更多地呈现,并让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形成对话关系。这种尝试的另一个出发点,是我越来越关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和具体反应,这有时候在总体叙述中常常被忽略。“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而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当然,说到这样处理材料和论述关系是否能成为文学史写作方式的一种补充,它是否有效和可能,我还不知道。

凤凰周刊:你在材料中看到,道德指控者和受辱者的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生置换,你特别谈到要廓清道德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对“真诚”的迷思。虽然很大程度上应当反思的是时代和社会环境,但个人也并非无须担责。你如何看待80年代风行的“忏悔”?

洪子诚:道德问题,以及相应的“真诚”问题,在1950到1970年代文学界的斗争中,是经常涉及的重要问题。我们确实不能只从个体的、抽象的角度来谈道德问题,包括对“真诚”的理解,这里面存在许多难以明晰的悖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认为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环境来抽象地谈个人道德,但也坚持认为,不应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社会环境上去,回避自我反思,它们之间不是可以断然分割的。

1980年代,我使用过“忏悔”这个词,但是现在不大用了,主要是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特别是和俄国的不同。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里,我曾经用一章来谈80年代的“忏悔意识”,把它看作当年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尽管当时的历史反思,现在看来存在许多偏差和不足,但这个带普遍性的“精神活动”的意义不应低估。

“反思”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环境、外部力量因素,另一个是个人在历史中表现的“自省”。不把个人摆进其中,对外部因素的思考,会演化为对一些命题的抽象探讨;对个人责任的思考,若不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思考便会成为道德完善式的闭门思过。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二):一个人的阅读史,可能是他的生命史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与局限

凤凰周刊:你一直在考察中国作协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组织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2006年的一个采访中,你较为宽容和辩证地回应了关于作协权威缩减、期刊的霸权、批评的“学院化”等社会质疑。如今针对当下的文艺界现实,包括作协、期刊、大学三者的关系,文学批评的生态,你是否有新的观察和体会?

洪子诚:对作协这样的组织机构的历史功过,今天存在的必要性和作用,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不是文学团体自身的问题,而需要放在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去思考。我这里只能就事论事谈这个机构的作用。我的观点和2006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作协,其实和“十七年”的作协已经有很大不同,至少功能上出现了很大变化,它已经减弱了那种“威权”的性质。

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的决议具有某种“法律”性质。被开除出作协的作家,就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但现在不同了,作协对文学写作走向的影响,以及评价上的权威性,都远不如五六十年代。不过,现阶段作协仍掌握着很大的资源,它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理所当然地继续发挥,由此产生的弊端和表现的积极因素,都需要具体进行分析。

至于作协、期刊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是互补的。当然,这段时间,确实出现许多作家、诗人、评论家进入大学的趋势,原因是双方互相发现对方的价值。其实,在民国时期,作家、批评家也有许多长期或一度在学校任职的,如胡适、朱光潜、老舍、废名、卞之琳、林庚、冯至、沈从文等。

作协、媒体和大学不是对立的,应该有各自伸展的领域。媒体如何确立写作和批评上的权威,而不只是热衷制造热点;文学生产、阅读、评价是否会只在学院里循环,以致文学文本只是供文学系教授、学生来操作解读技巧的对象——这都是值得关注的。我因为长期在大学里工作,对学院的优势和弊端了解更多。写作、批评缺乏直接生活经验,教条僵化,削弱鲜活的生命力的这种现象,在目前尤其需要警惕。

凤凰周刊:你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量避免绝对化、二元对立和道德审判。《文学的阅读》中,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谈到身份问题,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研究中,你对自己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定位?

洪子诚:总的来说,我研究的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和我的生活经历基本是同步的。这有好处,也有明显的缺陷。好处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家生活、写作处境和政治文化氛围有亲历者的体验和了解,这是另一时代的研究者需要花更大气力才能体认的。缺陷则是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同步的生活经验会让你缺乏超越的眼光。对材料的掌握,也会存在问题:许多材料不是在“当代”就能呈现,需要后来者不断发掘。

“当代人”写“当代史”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意识到“亲历”的那种经验性优势,会加强写作者评述的强度;另一种是在经验、情感与“历史”的无法剥离的纠缠中,失去“旁观者”的视角,而宁愿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不能简单化地判断哪种方法更好、更有价值,这里各自存在不同的难题。

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悬空之物,但过度地投入和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由于历史观、性格、阅历、知识等方面的限制,我似乎更愿意采取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微弱的叙述”的方法。

《文学的阅读》中的大部分文章选自洪子诚老师之前的那本《我的阅读史》,其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洪子诚老师不同时间读同一本之后所做的文章,比如“读巴金”“读《日瓦戈医生》”“读北岛的诗”“读《鼠疫》”。

在许多人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前,洪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等重要着作,只是名声和影响还在比较专业的学术圈内而已。

文学作品的瞬间性与超越性

凤凰周刊:《文学的阅读》关注到“阅读”这个问题本身,你在不同时期重读的感受和心得都有不同,像契诃夫、巴金、加缪等,但是你似乎对于重读也是警惕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重读,以及怎样实现重读的有效性?你对现在青年人的阅读有些什么建议?

洪子诚:读书,包括历史、理论、文学等,读书的人和所读的对象,总会建立某种关系,不管读者是否意识到。这种关系包括对待书籍的态度、阅读目的和方式。其实,如果是读文学作品,我倒是更想采取一种减弱功利目的,随意而放松的方式,一种如宇文所安说的读书人和书籍互相邀请的态度和方式。不过分事先设定目的,而是放松心态进入,看能感受获取什么。由于我长期吃文学研究、教学这碗饭,就形成我面对作品的一种职业习惯,比如寻找“主题”,发现艺术方法特点,思考和以前的作品有什么关联,以及文学史上的位置等等。这可能对深入理解作品有好处,但也可能失去了对其中的生命和作品脉搏的亲近。

至于说到“重读”,因为有时候会感到与初读的印象很不同,情绪很失落,就有那些警惕重读的议论。其实,一些对你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重读是很重要的。一些书,其中的好处或问题,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因为时世变化、年龄增长、阅读角度的调整、艺术感觉的生长,重读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发现,乃至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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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建议,我只能讲一点自己的经验教训。一方面,由于趣味、性格的局限,我的阅读范围比较窄,未能从更多的领域书籍中获益;另一方面,又遗漏许多本来应该读或原本就计划读的经典,今天想再读已经没有可能。我的建议是,在年轻的时候除了较广泛的浏览之外,多细读一些中外经典。因为在有了确定的“专业”或繁忙工作之后,随着精力逐渐衰退,这个遗憾也难以弥补了。

凤凰周刊:你书中提到,对于作品,表达图解的理念,一旦与特定历史语境发生脱节,作品在后来的阅读接受过程中会发生减损,积聚的道德美很难维持。你是否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以贯之的永恒的经典性?

洪子诚: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诠释,会受到阅读和诠释者所处时代氛围,和他的文化价值设定的制约、影响。从我自己的经验说,50年代上大学时候的评价、喜爱,和现在对比发生很大变化。拿中国现代文学说,那个时候,对沈从文、张爱玲、戴望舒、穆旦等的评价都很低,他们有的甚至被当作“反动”派别看待。即使持续受到高度肯定的鲁迅,那个时候和现在价值认定的侧重点,也发生很大转移。

说到文学评价的标准,什么是衡量作品的好坏或平庸的尺度,这在中国和西方都是长期争议的问题。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一一举例,论证这些被提出的指标并非可以确信。不过,在我看来,经典评价的标准又同时存在于这些指标之中。

虽然作品的评价、经典的认定会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错动,但是,好的作品肯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因而也存在某种恒定的标准,或者说评价指标的历史“连续性”。所有的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都可能存在“瞬间性”与“超越性”的因素。有的作家会更强调自己创作的现世的历史功用,巴金就说过他重视创作的现实战斗意义,而不考虑所谓艺术性,但有的作家,譬如司汤达,在19世纪却说要写让1935年的人阅读的书。其实,不管多么强调写作的“瞬间”意义,我想,所有作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创作具有长久的价值吧。

这是一场很奇妙的阅读体验,读过似不敢给洪老师的阅读随笔扣上“书评”的帽子,有时候,读者读一本书写的是读后感,有些时候,写的是书评,但是有些时候,是历史。

1994年我决定师从洪先生的时候,他刚刚结束日本东京大学的两年教学任务归国。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是因为听了吴晓东、韩毓海等年轻老师的鼓动,选择洪先生做导师。不过,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选择。

怀疑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凤凰周刊:你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写过不少诗,现在还一直研究和关注新诗。你曾说,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最大问题是“语言的败坏”,关注新诗是基于新诗在语言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你怎么看待“语言”这个问题?

洪子诚:我曾经写过诗,但没有成功。由于对新诗的喜欢,在学校也讲过当代新诗的课程,和刘登翰先生合作编写《中国当代新诗史》,主编过新诗研究丛书和几套新诗的选本,但这方面我下的功夫不够。而且说实话,诗歌的研究更需要天赋,我欠缺这个条件。不仅是诗,好的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很有特点、具有创新性的。

说50到70年代是“语言的败坏”,我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严格说来,这种“败坏”有个过程,文革中达到顶点。其实,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他们小说的语言是很好的,在乡村口语的基础上提炼改造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书面语。记得我上大学和刚参加工作那些年,赵树理的作品常被选为范文,也常被汉语学家作为语法、词汇的例句。但是后来,确实发生语言越来越贫瘠、“败坏”的情况。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语词与事物、现实之间的关系严重脱节,矫饰夸张,二是严重的套语化、公式化。翻开文革时期出版的书刊,会惊人地发现,激昂的陈词滥调成年累月地重复,不发出腐败的气息都不可能。语言不只是表达工具,也体现我们的情感、思维、生活方式。我觉得,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青年诗歌革新的价值,就是对文革主流语言的“突围”。

凤凰周刊:你很警惕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相反更应该提的是独立思考的意识。在《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一文中,你甚至对怀疑本身也产生怀疑。怎么看待怀疑和独立思考,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如何保持独立性?

洪子诚:怀疑就是一种独立思考,是独立思考的起点。对事物的认识,认识的深化,总是在看似光滑、坚固的事物表层,由“怀疑”而发现裂纹,发现可以窥探到里层的缝隙。这就是有的学者说的“边缘的阅读”:不只是读那些“边缘”的书,而且是从“边缘”进入。

契诃夫是个独特的作家。在他所处的环境,主流思想文学界“一切都是按照正统还是异端来进行评价”,他“懂得相对的东西”。我在谈他的作品的文章里这样说:“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他不是那种抽象观念、超验之物的爱好者,……他为这个越来越清晰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灰色地带’,并把这种‘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可以看到,这位作家在我眼里,也属于“边缘性”的作家。

我虽然喜欢,并一度对他入迷,喜欢他的表达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我说自己的“犹豫”、“怀疑”,与这位作家是两回事。我更多是思想性格的弱点,是缺乏事物的观察力、思想不够敏锐的表现。一些学生和年轻学者多次提醒我,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更欠缺、也更重要的是那种敢于决断的思想能力和勇气。他们说的不错。我虽然也试图改进,但收效甚微。但是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还是努力执着地探索着一种有价值的生存方式。

所以,洪老师才会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可能是他的生命史。

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我没弄懂事情的原委就赶紧离开了,当然,还庆幸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用如此尊敬的态度谈到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有人用“先生”称呼一个老师。因此印象深刻。

当文字已然上升到历史的维度,它会让我们肃然起敬,会让我们不得不用庄重的眼神去注视这些文字,它有关于书,有关于个人的思想,同时,它还关乎时间,甚至,它打满了时代的烙印。

第一次见到洪先生真人,是在他北大蔚秀园的家里。我不请自到,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论文未打招呼就去拜访他,并且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要求做他的研究生。洪先生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接待我,温和地和我谈话,谈些什么都忘记了。我的印象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觉得洪先生有点局促似的。后来在洪先生面前,我一直都很自如甚至张狂,虽然我常觉得自己生性拘谨。他总是很平等地交谈某些问题和某些书,还会反过来问我的态度和看法。

在洪老师的阅读史里,时代的烙印是你不可能忽视的。比如他写读巴金先生,在革命之前,他是用什么心情读的;革命的时候,阅读变成了“命题作文”;些许年过去,巴金老人都作古之后,再读巴金,从文学性和思想性,洪老师又给出了怎么样不同的评价。在不同的时间里,你读的是巴金的书,但是又不是读的巴金的书,就像风天雨天读同一本书,风天会吹翻书页,雨天会打湿纸张,不同的环境是同一本书,但是不同的收获和心情。而你是“你”,又不是“你”,就像一把斧头,经年累月、风吹雨淋,斧头斧柄都换过,你还是不是你?你又怎么可能不是你?你又怎么能还是那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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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赢娱乐官网登录,当这种奇妙的感觉涌来的时候,你会明白,阅读之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又是如此的不同。就像写作,有人只是用文字记录,有人用文字发表感慨,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文字亦是历史。我们读一本书,一时一刻的感触与此时此刻的评论,在时间中,顿时显得渺小而浅薄。像洪老师这样经历了岁月的风雨,特别是走过一些特殊年代的人,或许这句“生命史”是带着生命的刻度说出来的吧。

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我小时候读《红与黑》,觉得名著也不过如此,不但读不懂还很磨叽晦涩难懂。二十几岁,在异乡求学,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红与黑》,竟然读得一发不可收拾,那时才真正地站在我生命的某些岔路口,读懂了于连。所以,在读洪老师的这本“阅读史”时,心有戚戚焉。阅读是读者的事情,也是作者的事情,就像写作是作者的事情,其实也是读者的事情。这里面微妙的交流,和一层层叠加的生命感触,只有读和写的人知道,这大概就是阅读的奥秘。

1996-199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后收尾的那段时间,因为洪先生生病,所以我帮他做一些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模拟他已有的样稿、思路和笔法改写了最后三章。在新书研讨会上,这三章受到了最多质疑,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只背后站着老虎的狐狸一般。幸好这三章洪先生后来全部重写了,我以后看到也不再脸红。但我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很多殊荣。好多次,有不认识的学生或朋友过来打招呼,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洪先生后来在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的时候,自己惴惴不安,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的回答居然是“还可以吧”。这件事我没有印象。不过想想以洪先生的宽容,我这么张狂的回答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喜欢阅读的人终生喜爱阅读,阅读渐渐变成了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寻常事。只是我们这些大多数的阅读爱好者,还未能将“阅读”提升到“生命”的高度,而读此书,我突然想到,其实,隔一段时间再重新读经典,一读再读,写下来倒是能更清晰地关照自己的生命历程。

洪先生年轻时的腼腆和低调被很多人提及。最近出版的《两忆集》、《回顾一次写作》中“曝光”了他年轻时的几张照片。年轻的洪子诚那种腼腆和青涩,让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同时也想到那时他一定是那种内心丰富、感觉细腻而又极度敏感和羞涩的人。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着名“段子”:洪先生给她们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喜剧感的场面,因此总有些怀疑这个段子的真实性。

还有感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多么幸运。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瓦戈医生》已经不再是大毒草,它是名著,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好而去翻名著,是有很大的几率翻到这本书的,而曾经,读一本这样的书,对于洪老师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还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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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也是,且读且珍惜吧。

1965年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在住处前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三):极度朴素又极度骄傲
——《文学的阅读》编辑手记

在我读书的90年代,谢冕、洪先生牵头组织“批评家周末”,会后聚餐时,孟繁华、徐文海、孙民乐等老资格学生,在谢先生面前略有拘谨,在洪先生面前就完全称兄道弟,亦师亦友。他们敢趁着酒兴拍洪先生的肩膀,但即便醉了,见到谢先生也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洪先生的学问其实是极为佩服的。

去年年末参加了一个新诗百年的活动,去这个活动主要是听任洪渊,谢冕和洪子诚三位老师的发言。

孟繁华后来写道:“我的一个朋友说:‘洪老师的研究真正把当代文学纳入了学术的范畴,使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其评说如何自当别论,但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子诚先生在青年学人心中的位置”。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很“怕”洪先生。我想洪先生谈学问时大概是让人害怕的,但是聊天时却很风趣。我常常见识到他的种种“冷幽默”,不时在课堂和会场引发一片笑声,也为朋友们平添许多乐趣。前几天,华南师大的滕威老师来京召集我们一起聚聚,电话打到洪先生家,他说:“太好了!每天在家吃糠咽菜,暗示贺桂梅、李杨他们好多次请我出去吃饭,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让我大呼冤枉。

第一次知道任洪渊老师,是在一个诗歌活动上。任老师朗诵了一首诗歌,有力。回来读到任老师的两首诗《北京古司天台下》《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一断废城/倒在斜阳。二千年的思想,没有照亮黑暗的身体/重新照亮思想的却是身体的黑暗。任老师在发言中讲到:自由生命中的自由汉语。

洪先生的这种平和,我常以为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表现。年轻时的敏感羞涩、中年时期的严肃深沉,到了老年,都化作有幽默感的包容。90年代后的洪先生,与他年轻时比起来,别有一种潇洒而睿智的风采,仿佛许多沉重的东西,这时都得到了舒解和释放,并转化为特有的人生智慧。

1966,1967这样的年份,我没有当时的记忆,却在读着《文革受难者》《牛鬼蛇神录》《一滴泪》等作品中勾勒出历史的记忆感觉。

洪子诚老师在发言中讲到一点:1964年读到爱伦堡写茨维塔耶娃的序言,“极度的骄傲,极度的朴素”,很受感动。或许是因为坐在洪老师后面位置的原因,看到洪老师朴素的背影,感觉这句话讲得就是洪老师本人。

我常想,洪先生或许是最适合做“文学史家”的人。在对当代文学做学术的梳理和研究,与通过文学而感受、体认生命之间,他做到了一个学者可能达到的化境。

一月中旬和洪老师约在万圣的咖啡店见面。见面当天下午,早早来到万圣,猫在书里面晃荡。已过约定时间半个多小时,又苦于没有洪老师电话。不得已和计老师询问了洪老师的电话,电话打过去,洪老师说刚才楼下的几个咖啡店都去了,就是没有见到你。

洪先生常常慨叹,他不如钱理群、戴锦华先生那样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但他也不是学院和书斋中职业化的“读书人”。他的位置介乎两者之间。也可以说,他把握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学者的独特位置。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不得已,洪老师再次下楼。在请教洪老师的将近两个小时里,洪老师谈了当代文学的一些状况,也谈了个人的一些情况:

洪先生是学院中人,且是典型的“北大人”。1956年他17岁,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揭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他的求学、就职、生活、学术研究等,就都与这个叫燕园的校园联系在一起。校园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人的精神却并不平静,应该说更丰富更复杂;从50年代到新世纪,这个校园也并非总是安宁,当代中国历史中那些曲折的事件和变动,在这里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而在这个号称全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常常处在前沿位置。这些都对洪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经历或历史经验对许多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则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

“因为我也看了很多人很容易就表态,而且非常容易就跟着潮流就转换观点,对我来说就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说我是永远跟不上形势的人,有时候一个新的东西,既使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或者有生命力的,我也要跟好久才能够慢慢把它消化,或者接受,或者说稍微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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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洪老师约书稿,洪老师说回去看看。

1961年毕业合影,后排右三洪子诚

洪老师发来书稿,他在前言中讲到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文学的阅读》的原因:“这些文字,大多是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着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

《文学的阅读》共有13篇文章:

洪先生常常自嘲,自己缺少把握新时代的敏感。关于50-70年代,他说:“我没有出过风头,也没有被打倒在地:这是幸运,也是悲哀”。但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却成为他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关于80年代,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1980年春天去南宁参加“全国诗歌讨论会”。当时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谢冕、孙绍振先生的两个“崛起”就酝酿于那次会议。洪先生内心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他谈论的却是早已“淡出历史”的诗人田间。对自己“判断力”、“前瞻视野”的怀疑,使洪先生选择了在80年代相对冷落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虽然不是“弄潮儿”,但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视角,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时代。

阅读和阅读史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说洪先生也是合适的。他是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

我的巴金阅读史

洪先生受到最多赞誉的着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说,这部书“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说,这本书标志着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当代文学史》此后成为各高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多次再版(2007年修订重版),印刷总量达60余万册。译成英文、日文,也即将译成俄文和韩文出版,是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当代文学史着作。可以说,这本书使洪先生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列,也使一个学科——当代文学——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

读金克木:“30年代初的孔乙已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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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

英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

读《日瓦戈医生》:生活的多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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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鼠疫》:“幸存者”的证言

日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3年

新诗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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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

俄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6年

读牛汉:树木的礼赞

这本书是洪先生多年教学工作和参与文学史写作的结晶之作。洪先生常说:我主要是个“教书匠”。他的学术研究常和他的教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的每一次授课都成为一次思考和锤炼观点的过程。在80年代,洪先生承担了10多次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教学,每讲一次都会重写讲稿。这些讲稿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是最早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限度,并从作家意识的内部做出批评和探讨的着作。1991-1993年间,洪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了三个学期的文学史,其讲稿历经曲折出版,即香港青文书屋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在此基础上扩充、展开和推进,洪先生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年退休以后,洪先生曾三次受邀到台湾的大学讲课。一位台湾老师写道:“目前在台湾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

商禽、张枣、许世旭的诗

洪先生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历史的机遇和偶然,使他在50-70年代、80年代,都参与了文学史写作。还在学生时代的1958年,洪先生和其他六位学子,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编写了第一本现代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尽管对这部年轻时的“造反”之作普遍评价不高,但参与写作的先生们都承认,这事实上也成了他们学术的起点。洪先生与刘登翰先生后来在80年代再度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盘重写了当代部分。这就是影响很大的第一部当代诗歌史着作《中国当代新诗史》。

纪弦、梁秉钧、牛汉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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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

与音乐相遇

1977年,洪先生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为给恢复高考的学生编写教材、也为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教研室的五位老师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最早的一部。1986年修订重版后,很长时间还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

洪老师这部稿子,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那种文字带来的精神燃烧,是非常独特的。找来审阅稿子时做的一些笔记:

《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将当代文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另一意义,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着作。但此前的写作和研究经验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批判性的反思中,被重新理解。在洪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不同于道德化评价,它首先应该深入某种政治逻辑的内部,去探索其被构造的发展轨迹。80-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研究,要么重复50年代构造出来的那套框架,要么推翻另建一套说法,而洪先生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勾勒这套框架被建构的过程,及其中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关系演变,从而客观地描画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

高尔基在评契诃夫的一段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在他对人的态度里面隐隐地含得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

在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历史”与“个人”构成了充满张力而具有能动性的两条轴线。这里的“个人”即研究者的主体结构。如赵园先生所说,洪先生是有“文人气习”的人。他对学术问题的处理不仅是职业化的,而是与文学、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他的“整体人格”。

《日瓦戈医生》的“债务”意识,从“重要”的方面说,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历史承担;从“小”的方面,则是对于包括“爱我的人”在内的“生活”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这一点,是我80年代完全忽略的。

2002年从北大教职上退休以后,洪先生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文体,是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当代的历史、学术、文学问题。这包括《我的阅读史》《两忆集》以及他牵头组织的《回顾一次写作》。应该说,洪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能力是超常的,他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经验”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洪先生性格与精神中那些“坚硬”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反思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诗人,你敢于写出毕加索眼睛里的那种绝望和憎恨吗?你敢于写一首比绝望和悔恨更强烈更庄严的希望之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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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神情给我的感受是,他有某种不愿被归类的,试图追求生命独立性的尊严。他随意而高傲,这是一种‘抵抗’。”

2002年退休前,北大中文系现当代和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戒台寺

……

洪先生第一次在《语文课外的书》一文中,提及出生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得最多的,是《圣经》”。《圣经》对洪先生的影响,其一是对“界限”的意识,“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其二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后者使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日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一直持续下来。可以说,没有文学爱好者的洪子诚,就不会有文学史家的洪子诚。

赵园老师在一次发言中讲到: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把这段话作为《文学的阅读》这本书的封底文字。

2012年,洪先生出版《我的阅读史》,提及自己不同时期阅读的、影响甚深的着作,也勾连起不同时期的阅读记忆。其中最精彩的是关于契诃夫、《日瓦戈医生》和《鼠疫》的文章。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洪先生精神世界的深邃之处。一个时期的阅读心态、当时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些理解和感悟的反思性思考。学术观点因此不仅仅是理念,经过丰富人生阅历的咀嚼与思考,而成为了某种“智慧”。比如从契诃夫那里理解的“怀疑”,比如从《日瓦戈医生》那里理解的“生活”和“大自然”,比如从《鼠疫》那里理解的“艺术”与“道德”的张力……

在另外一段文字中,洪老师讲到这种“坚硬”: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两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两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两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的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在这一点上,文学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些作品,而是“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是某种“信仰”一样的东西。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在我最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在研究中,我经常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混沌不清。总之,如果说有“坚硬”的方面,就是不太投机,不愿对权势者谄媚。

洪先生的文学趣味,正如他的音乐爱好,都偏于俄国、东欧作家。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也与洪先生的个人性格相关。在某一处,他提及伯林谈论的“法国作家”与“俄国作家”的差别:前者是专业的小说家,而后者则总是要求将他的“整个人格”都与文学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洪先生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毋宁都是更“俄国式”的。

去年年初在听何怀宏老师一节课的时候,他讲过:史铁生,洪子诚都问过一个问题:面对严刑拷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成为叛徒?

在洪先生那里,与“文学”的位置相当的,还有“诗歌”和“音乐”。洪先生不善写诗,但他一直热爱诗歌和研究诗歌。2012年八卷《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的答谢词中,洪先生引用赵园先生的话说道:“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而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洪先生的弟子大多是诗人,同时也研究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臧力、周瓒、冷霜、胡续冬,他们在北大校园简直可以说呼风唤雨,在粉丝群面前总是“大师”气派,唯独见了洪先生,都变成了谦逊局促的学生。洪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北大诗选》,序言提及他和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写到诗人们千奇百怪的笔名、王清平的字、骆一禾的毕业论文、麦芒的长发……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新诗研究所,出版“新诗研究论丛”和《新诗评论》刊物,洪先生都是主要组织者和运作者。我是洪先生弟子中少数两三个不写诗也不研究诗的学生之一。以前觉得无所谓,后来慢慢感到,不懂诗而要进入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便欠缺了不少。

对于当代的状况,从道德层面,谁都没有道德审判的权力。但从本体层面当然有其自身的拷问。例如,文字,若与权力合流,那必定污秽不堪。词语,缪斯歌唱,才会鲜活。语言的死亡,是人最后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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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历史中的大风浪,去年毕业典礼上张鸣老师引黄庭坚语,“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真是吾辈该有的“坚硬”。

与台湾的新诗研究学者翁文娴、简政珍、郑慧如

洪老师另外两篇文章,谈到了大历史,或许能给你我带来一些启发:

洪先生的一大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在蓝旗营他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套音响。传说北大中文系的两大音乐发烧友,一是洪先生,另一是语言专业的王福堂先生。不过洪先生一直否认他是“发烧友”,只是听听音乐而已。他和吕正惠先生的交情,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文学观,可能还有两人都是CD爱好者吧。洪先生有过两三篇文章写到他与音乐及对音乐的理解。童年时期的唱诗班经历,可能是最早的源头,但是真正变成爱好的,却是50年代北大社团活动中的一项: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大一的洪先生会把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消磨在那里。那时他还是十足的音乐外行,“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常常想象,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之余,心仪的文学作品如果提供给洪先生的是某种“生命的支点”,那么音乐可能就是他遐想神游的另一个美妙世界了。

自然,洛维特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沮丧、绝望。他接着这样说,“……然而对于这持续的衰败,我们或许可以在康德的提示里得到安慰:在这最终的时代里,世界的末日仿佛已经近在眼前,但这时代所提示的‘现在’,其实跟历史本身一样古老。”

当然,除了这些“高雅”的爱好,洪先生还是球赛爱好者和汽车鉴赏家,虽然他既不会踢球也不会开车。戴锦华先生开玩笑:洪老师这些都是“大男生的爱好”。

1991年到1993年末,我是在日本度过的。回到北京,非常偶然地读到佩里·安德森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它写于60年代“五月风暴”落潮之后。当时触动最深的,是其中有关不可逆的“降落”的叙述,是那种无力感和宿命意味的“悲观主义”情绪。书里引了本雅明这样的一段话:“人是这样描绘历史这个天使的。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察觉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不断把一个又一个残骸堆积起来,扔在他的脚前。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并把粉碎的一切修复完整。但从天堂吹来一阵暴风;天使的双翅被强烈吹击而无法收拢。这场风暴不可抗拒地把天使吹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骸却堆积如山,升向云天。这场风暴就是我们称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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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阅读》读后感(四):读书,“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2009年4月在澎湖万安岛

第一次读洪子诚先生的书,是新鲜的阅读体验。在《文学的阅读》中,字里行间都是先生的自省,这是在著书立说的作者行列中比较少见的现象。一般而言,作者要么隐去自己,要么强硬自己,这么既把自己放进去,又把自己放低去的人,实为罕见。

写到这些洪先生的个人情趣,忽然会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文青”。现在这个词已经十足贬义了,但用在洪先生及他们那代人身上还是合适的。谢冕先生就毫不愧疚地宣扬“文学是一种信仰”。洪先生也一样,只是他不张扬出来而已。但这里的“文学”其实并非所谓“纯文学”,而是可以给人不断提供精神滋养的“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诗歌、音乐,甚至《圣经》都是一样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是宗教消失时代的替代品。只要我们还需要内在精神的滋养,需要构建别一世界的精神想象和依托,广义上的文学就不会消失。也许,这是一项高尚者的事业,它与政治相关,但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

非常喜欢洪先生推荐的《地粮》中的一首与书籍有关的“旋曲”,正如洪先生所推崇的纪德所说的一句话,书本就是要“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抚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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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阅读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这样的观点,贯穿了《文学的阅读》全书。无论读巴金、读金克木、读契科夫、读《日瓦戈医生》、读《鼠疫》,读诗还是读音乐,洪先生的虔诚之心铺洒纸上。为了作品一次次落泪的真诚,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压力以及退休后的轻松,先生对读书治学的敬畏之心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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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本自己的书,出版社定价38元,先生心下惶惶,直至看到一份送餐菜单,鸡蛋炒饭的定价也是38元,方才放下心来;旅行坐船无事拿出《俄罗斯思想》来读,学生看到大喊:“老师,你太夸张了吧!”先生由此自省,自己读书、兴趣的偏狭,在公众场合似乎在故作高深。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在于使大家看到,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的读书姿态。而这样的姿态,影响和贯穿了书中一系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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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金》,从第一次“遭遇式阅读”的完全投入,为鸣凤的自杀泪流满面,到第二次“引导式阅读”的追求正确,对楼适夷、曹禺、林默涵先生的登门讨教,到第三次“职业式阅读”的深刻反思,而这个段落,是让人触动深刻的部分。结合《随想录》以及杨绛先生所著的“我不是堂吉诃德”一文,洪先生提出了三个极有见地的问题,一是造成巴金先生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悲剧是怎样的性质,是怎么发生的?二是关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的问题,三是历史观的问题。最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巴金的存在是不能替代的”,“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肯定有其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绝无欺骗”。这个结论,是掷地有声的。

– 版权信息 –

在对契科夫的解读中,洪先生提出“怀疑的智慧”,当人们要占据确信的、正确的、道德的制高点的时候,“精细、复杂、怀疑”就可能被看做是一种病症,而契科夫以复杂和怀疑构建了一个“微弱的空间”,文字当中弥漫的是矛盾的牵制的含混的情感和态度,而这样适度的温和的怀疑恰恰成为了真切的探察和表达。

编辑:黄泓

我在想,适度的温和的怀疑这样的语句用来形容洪先生的阅读,似乎也是妥帖的。在适度的温和的怀疑之下,有先生内在的坚持从未改变。换句话说,表面上,他也许是契科夫。骨子里,他可能是巴金。读书的重要性也恰恰在此,以谁的目光来看,就看出了谁的气味。

原文题为:《文学史家洪子诚》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五):文学阅读唤醒冷漠的灵魂

首发于《中华文化画报》2015年第10期

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怡情,可以改善气质,可以提升人的内涵,好处多多,可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读者眼里,起到的成效却截然不同,归根结底在于每位阅读者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惯性思维使然。洪子诚教授的这本《文学的阅读》或许会让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获得不同的体悟与心得。

洪子诚先生的这部书共十二小章,每一章创作均是真实的感悟,对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会让阅读者将未曾想到的肓点厘清,从而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很简单的语言却组合在一起形成沁人心脾的温润力量。

在《种种可能:周梦蝶与辛波斯卡》里,人生本就有种种可能,何必为不存在的未来而焦虑?过好此时,不忘过去的教训,如此的人生态度方能不虚度,不狭隘,不局促于隅。随意而简朴的生活方式,只要时间够长,也便成为传奇的力量,正如周梦蝶,在41岁已值壮年时默坐繁华街头祈佛习禅,成为台北知名的藝文“風景”,“偏爱读诗的荒谬,胜过不读诗的荒谬”。幸或不幸,也在于各位观者的自身解读。

我们可能会遇到两类不同的诗人:有些需要联系他们的身世,有些则更具自足性,作者称前者为“有故事”的诗人。周梦蝶就是这样一个有故事的诗人,诗、人生、心性、行为、自白、灵魂互为注脚,彼此印证。“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爱/胜过我对人类的爱”,敢于自言者,便有了最初的勇气。

自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两个极端融于一体。洪子诚先生为文并未将现实生活的无奈与绝望过多展示给读者来审慎,可是全书十三篇著作无一不体现了民生、民之所愿,这种大而化之的理念更显露出洪子诚先生是个心系普通民众的有情怀有良知的文人作者。没有了这些肯为普通民众疾呼的知识掌握者,没有他们字里行间的呼吁,不知这世间诸多苦难是否仍要掩饰在华文美乐之下。

就如洪子诚先生在《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里所言:照亮我的灵魂……敢问世间有几人有勇气去相信灵魂深处的回响,又有谁有勇气将这灵魂深处的回响付诸实施。

冷漠已然成了社会通病,文人之笔在于将冷漠的灵魂唤醒。最后,就以辛波斯卡《在一颗颗小星星下》中一句诗为结吧,“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因为我便是我自己的障碍。”